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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藏丘壑,城市不異山林;興寄煙霞,閻浮有如蓬島。—張潮《幽夢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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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後作家/我們這一代(大陸篇6之3)吳佳駿:一隻來自鄉下的小船

 

我出生於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西南農村,是一個穿著沾滿泥巴的黃膠鞋,靠單槍匹馬闖進城市並最終借助城市的屋簷遮陽避雨的人。在此之前,我的世界是封閉的,天地是狹小的。目光所及,不外牛羊豬狗,紅薯水稻。我一直覺得,十八歲之前,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一生——見慣了貧窮和生死,體驗了落寞和孤獨。那時候,我唯一的幸福,便是我那深刻的痛苦。

這樣講,別以為我是在虛構歷史,或偽造生活。如果你也是一個出生於八十年代的鄉下孩子的話,一定會對我的話感同身受。儘管,改革開放的春風,已經在當時的神州大地盪漾,風力卻很少能颳到窮鄉僻壤的田間地角。當那些城市裡的孩子,戴著紅領巾,唱著「小船兒蕩起雙槳」的歌謠,在老師的帶領下做遊戲或踏青之時,我正背著背簍,打著赤腳,蹲在田埂上挖野菜。陪伴我的,是身旁那條搖頭擺尾吃草的水牛,以及不遠處咩咩叫的幾隻山羊。

有人說,出生於八十年代的人是幸運的,躲過了五六十年代人所經歷的政治浩劫和社會動盪。我對此說法不以為然。單就我個人而言,如果非要說自己所出生的時代,對我有什麼恩賜的話,那便是使我在鄉下過早地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係,世間萬物與天地宇宙的關係。捨此,實無幸運可言。

人活於世,除了解決基本的生存之外,最難的是解決精神和心靈的問題。這個終極問題,當然跟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。身處動盪年代,無休無止的戰爭、革命、流血、犧牲等,更多的是指向人的生存層面,求取基本人權和做人的尊嚴;而身處和平時代,隨著全球化的不可逆轉,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,尤其是物慾的膨脹和道德人倫的滑坡,導致芸芸眾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重心。作為80後的一代,我們正處於社會轉型期,生存的壓力和精神的空虛,像達摩克利斯之劍,高懸在我們每個人的頭頂,讓人坐臥不安,惶然惕惕。

我們不知道該以怎樣的心態,來面對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;而這個偉大的時代,又不知要以怎樣的姿態來迎接我們。

曾經,為逃離鄉村,改變自身命運,獲得一個「城市人」的身分,我們寒窗苦讀,晝夜不寐。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,才發現城市對諸如我們這樣的鄉下孩子並不友好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剛畢業那陣,我跟一個最要好的同學,同去一家公司競爭一個職位。老闆叼著菸,坐在靠背椅上,看我們互相「舌戰」。我跟同學都迫切需要這份工作。他也是農村孩子,母親病重,正躺在鄉下簡陋的茅屋裡奄奄一息。他需要掙錢救他母親。而我自讀書以來,家裡欠了一屁股的債。逼債的人,快把我父母都逼瘋了。我必須儘快替他們排憂解難。我跟同學面對面站著,你一言,我一語,每句話都似一把鋒利的刀,朝對方心靈上刺。我深知,當我們彼此以傷害對方為前提去謀取生存時,其實我們心裡都在滴血。後來,我實在不忍再繼續玩這個「殘酷的遊戲」,便將職位讓給了同學。但自此我倆的友情也就一刀兩斷了。不知啥原因,那同學一直不願再見我。

當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,終於找到了工作,吃飯問題解決了,卻又整日為住房的事憂心忡忡。我雖然不是一個好高騖遠之人,但眼看單位上其他家庭條件優裕的同齡人,在父母的幫扶下,住上了新房,開上了新車,心裡多少還是有些羨慕。然而,羨慕也僅僅是羨慕而已。在這個拚爹拚媽的年代,我深知自身的處境。我不能責怪我的父母是農民,不能埋怨他們沒有替我創造優渥的物質條件,就對其含血憤天。倘若那樣,我就是大逆不道,或壓根兒就不是人。

我的一個發小(編按,北京方言,只自父輩即相識,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),大學畢業後,在城裡一家裝飾公司搞設計。他每天都在給那些有錢人設計豪華新房,自己卻住著廉價的出租屋。廁所和洗澡間都是公用的,晚上睡在狹窄的板床上,能清楚聽到隔壁屋子裡小倆口吵架的聲音。前兩年,他交了一個女朋友。人長得秀氣,也很善良。姑娘答應跟他結婚,條件只有一個:在城市裡買一套房。我這發小已年過而立,對家庭滿懷嚮往。他找遍了所有親朋好友,試圖湊齊買房的錢,結果仍是相差甚遠。不得已,他跑回鄉下,希望借助父母的力量圓娶妻之夢。他父母見兒子心急如焚,只好將圈裡的豬、牛、羊牽到鎮上換成了錢,還把糧倉裡的糧食賣得顆粒不剩。即便如此,仍不夠付首付款。他女朋友見狀,索性嫁給了一個富二代。我的發小悲痛欲絕,在一個有星光和月亮的夜晚,他躲在出租屋裡,用剃鬚刀片割斷了手腕上的靜脈。

與此相反,我以前單位上的一個同事,1983年出生,家境相當殷實。他從小到大,幾乎沒碰到過坎坷之事。生活和工作,早就由父母安排妥當了。他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,便是好好地活著,別給父母丟臉。對待工作,他素來不敬業。一到辦公室就打遊戲,反正這份職業於他而言,有或沒有都無關緊要。失了業,也不會被餓死。上班之餘,他也沒什麼別的愛好和追求,不外乎邀朋呼友,跑到酒吧去蹦迪、唱歌、酗酒,每天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。久而久之,他沾上了毒品。整個人黃皮寡瘦,精神萎靡,像是被死神提著的一個木偶。他被關進戒毒所後,作為同事和朋友,我曾去監獄看望過他。從他那冷漠和無助的眼神裡,我看不出他有絲毫的內疚和愧怍。那一刻,我在想,假如我那個死去的發小,有他一樣的家境,結果會怎樣?是像他那般,走上一條不歸路;還是珍惜生活,做一些對自己,同時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?

這就是我們身處的時代,這就是我們80後一代的現實困境。貧困的孩子被生活擠壓和拋棄,找不到精神的歸宿;而條件優越的孩子,又大多處於價值混亂和心理頹廢的狀態,更談不上有心靈支撐和信仰追求。社會道德和良知責任,都不是他們所關心的。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喜怒哀樂,在大環境的潮流之水裹挾中痛並快樂著。任何歷史時期,做「理想主義」者都是要付出代價的,因此,很多人選擇了明哲保身。況且,當一個人自己都無法安身立命之時,你又怎能期望他去經世濟國,談什麼家國天下,憂國憂民呢?

我也曾是一個有志向、有理想的熱血青年,自逃離鄉村那一刻起,即懷著滿腔熱血,發誓要幹一番驚天偉業,來報效國家,造福鄉梓,且有一種「聲不震名誓不還」的決絕之心。但遺憾的是,在城市裡闖蕩的這麼些年,當年的那股銳氣和霸氣,早已被現實給打磨鈍了。我工作雖然穩定,卻長年成了房子的「奴隸」。每個月都須省吃儉用,一邊還房貸,一邊將微薄的餘資寄給鄉下的父母。他們生我養我,操勞一生,到了晚年,我不能不管他們。我是他們唯一的兒子,也是他們活著最堅實的理由。

進城快十年了,我依然處於一種漂浮狀態。一隻來自鄉村的小船,很難在城市裡找到停靠的港灣。我人在城市,心卻在鄉下。也許,發生在這座城市裡的醫療改革,或一次出租車司機罷工事件,不會對我的情感造成深度傷害;但我鄉下父母的一聲咳嗽,卻可能對我的心理造成強烈地震。我在想,這是不是充分證明了我的自私呢?可有什麼辦法呢,在關注社會問題之前,我必須先安頓好自己的家人,安頓好自己的內心。

前年的一天深夜,我正準備睡覺,突然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,說母親生病,叫我速回。我趕緊打輛出租車,連更連夜趕回鄉下,將母親送往縣醫院急診。因當地醫療條件所限,無法查出母親病因,我只好將母親送至市裡的醫院再做檢查。待母親病情穩定,我領她到市區逛了逛。那是她有生以來,第一次到大城市。瞬間,她就被這個燈紅酒綠的城市給嚇住了。入夜,當她住在我簡陋的家裡時,一直悶悶不樂。我問她何故如此,她閉口不答。還是她返鄉之後,才在電話裡跟我說:「娃,沒想到你在城市裡生活得這麼艱難。我當時想,要是我的病醫治不好的話,我就去撞車,給你掙一筆錢回來。」聽到母親這話,我的淚頓時流了出來,心裡既酸且痛。

那麼,既然我的根在鄉下,這是否意味著我能在鄉村找到心靈的歸宿地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如今的鄉村,已然是一副破敗、荒蕪景象。即使矗立起一座座嶄新的樓房,卻鮮有人住。家中除了遲暮老者和流著鼻涕的留守兒童,就只剩一條黃狗,以及幾隻雞鴨。所有的青壯勞力都一窩蜂湧向城市,靠販賣廉價的體力獲取求生的資本。他們寧可在城市裡住工棚,也不願回到故園,守住那一畝三分地。

面對鄉村嚴重的「空心化」現象,加之鄉村結構、人際關係、道德習俗的改變,我曾經熟悉的故土早就不再了。它只剩一個朽壞的軀殼,專等著在外的遊子回去憑弔和傷感的。如此說來,我們注定是無根的一代。城市我們進不去,鄉下又回不去。我們就像一個遊魂,在城與鄉之間艱難往返,唱著不倦的輓歌。

一個沒有歸宿感的青年,他能做什麼呢?也許,他唯一能做的,只有默默地承受,像農民承受土地的重量,像居無定所之人承受鄉愁的煎熬……唯願到我們年老的時候,能在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家園裡,獲得靈魂的大寧靜,大慈悲,大歡喜。

我們等待著,奮鬥著,也祈禱著。


2015-06-25 09:04 聯合報 吳佳駿(重慶市)

http://udn.com/news/story/7048/1013795-80%E5%BE%8C%E4%BD%9C%E5%AE%B6%EF%BC%8F%E6%88%91%E5%80%91%E9%80%99%E4%B8%80%E4%BB%A3%EF%BC%88%E5%A4%A7%E9%99%B8%E7%AF%876%E4%B9%8B3%EF%BC%89%EF%BC%9A%E4%B8%80%E9%9A%BB%E4%BE%86%E8%87%AA%E9%84%89%E4%B8%8B%E7%9A%84%E5%B0%8F%E8%88%B9#prettyPhoto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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