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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藏丘壑,城市不異山林;興寄煙霞,閻浮有如蓬島。—張潮《幽夢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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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渡/寫一種有溫度感的台灣史

1

一九八三年秋天,陽明山上陽光燦爛,下午的山風開始有微微的涼冷。

我在圖書館裡,把古老的《台灣民報》找出來,一大本一大本的抱著,到窗戶邊的桌子上,就著斜斜的光,一張一張的翻閱,一頁一頁的尋找,所有與文化活動、戲劇表演有關的報導,都不要放過。

報紙是如此的老舊,蒙著濃濃的一層灰塵。在窗戶邊的桌子上,老報紙翻開的瞬間,那些夾在內頁裡,沉埋了幾十年的灰塵都飄了起來,一粒一粒,晶晶瑩瑩,像許多記憶的精靈,在空氣中飛舞。

古老的印刷字體,雖然被時間沉積得有些蒼黃,微微模糊,依舊可以辨認。

「……且時間迫切,又降雨連綿,不得已演劇終止,而變易為文化講演,以免辜負民眾之熱誠,是夜雖大雨,而聽眾不下千人,其熱心可嘉也。翌夜七時起在媽祖宮內開該地有志者大懇親會,定刻,會員不論何種職業,冒雨紛紛而來會者不下千人,著席後,先由陳煌氏敘禮,次會員五分間演說,來賓演說,餘興有奏樂文化劇(彰化留學生文化劇團一行)第一齣演《社會階級》,第二齣演《良心的戀愛》,至十二時,劇畢,由周天啟氏代表一行述謝,連太空氏吟詩以為告別,最後郭戊已氏述文化劇之精神為閉會辭。當演劇中有柳川巡查部長正式臨監,而無持詳細之腳本,對照取締,亦能得平穩通過,可見當道之刁難證據充分也。」(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《台灣民報》)

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時空,那時代的反抗熱情動人心弦:至十二時還未曾休息的演講會,在紛紛雨中觀看文化劇而不願離去的上千人的眼睛,如晶瑩之光,在陽明山秋日的空中飛舞。

一九八三年的台灣,台灣史研究依然是禁忌,我想做的「日據時期台灣戲劇運動」,只能靠著有限的資料,甚至從舊報紙中,拼拼湊湊,把無政府主義運動、黑色青年聯盟、張維賢、張深切等人的作品與行跡,依照時間,慢慢連結,構成一幅一九二○年代台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形貌。

從秋天到冬天,整個過程雖然很艱辛,資料也難尋又敏感,但重新看見歷史而開展的視野,尋找到台灣文化人心靈的知心感,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輩,曾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,曾參與如此深沉而壯烈的反抗運動,曾和日本的、世界的社會運動合流,一起脈動,那種看見而且觸摸到父祖心靈的感覺,讓我常常獨自徘徊在陽明山的冬雨中,感到一種既溫暖又孤獨的歡喜。

然而,麻煩也來了。我找不到指導教授。研究歷史的學者是有的,但他們不知道戲劇運動要如何著手;研究戲劇的學者是有的,但以傳統戲曲為主,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戲劇研究,實未曾有過。幾度碰壁後,終於有一位老師指點我說,有此開創氣魄的學者,可能只有曾永義老師。所幸,在曾永義老師的指導下,順利通過論文和口試。

一九八六年之後,環保運動捲起台灣社會運動的浪潮,隨後的解除戒嚴、本土化,讓台灣史與台灣研究成為顯學。然而,一如歷史所見證的,所有過度的壓制一旦放開,就會反彈到對立的一面,直到力氣耗盡,才會再平衡回來。由於戒嚴時代對台灣研究的壓制,它果然走向反面,在「過度喧囂的吶喊」中,台灣、台灣史、台灣文化、台灣意識逐漸變成一種反抗的政治符號,它不再是我最初在陽明山上所感受到的那種來自古老的情感與溫暖,而是一種缺乏溫度的、尖銳如劍的口號。

我知道有些什麼真實的情感正在失落,永遠也回不來了。

2

任何歷史,一旦變成政治符號,就失去了真實性;任何研究,一旦變成媚俗,千篇一律走到相同的結論,就失去了探究的樂趣;任何理念,一旦變成政治的召喚,就失去思想的獨立,而只是動員的工具。台灣史的悲哀在於此。在統獨言論霸權的爭奪中,它不再是父祖的血脈故事,而是交鋒的利劍。

一旦成為利劍,即再無真實的考究,更遑論人性的理解,世情的悲憫,歷史的寬容。可失去了寬容與理解,歷史還有什麼感動人的力量?

例如:〈凱達格蘭大道〉。當政者為了表示對威權的反抗,用〈凱達格蘭大道〉取代〈介壽路〉。但凱達格蘭人在北台灣的生命史,有人去關心嗎?那個曾經和我們生活在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,只是和我們隔了百年時空的人群哪,為什麼我們如此陌生?

是以本書中,我特地選了曾在人間副刊連載的〈最後的凱達格蘭人〉為開頭,試著用文學的筆觸,描述這個消失民族的歷史。他們曾是北台灣最活躍的族群,像南島語系的民族一樣,幾千年前,他們流浪而來,定居台灣,有著自己的傳說和語言。直到大航海時代,來了許多漢族移民和歐洲人之後,逐漸失去生存空間;至清朝,終至於在山上的原住民與平地開墾漢族的夾縫中,艱難抉擇。他們無由自主,打不過山上的原住民,只能生存於平地,最後是「我族歸順清廷」,完全同化於漢族社會中。

許多「台灣民族論」者喜歡用血統論,來證明台灣是一個「新興民族」,有別於漢族,以取得台灣獨立的正當性。而其依據即是移民來台的漢族、不分閩南人、客家人,以男性居多,必然與平埔族或原住民通婚,所以「有唐山公無唐山媽」,以此顯示通婚之後,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有原住民血統。如此就不是純種漢族。

表面上看來它尊重了、甚至認同了原住民的母系血統。但從凱達格蘭族的立場來看,我們可以發現,漢族不僅娶了他們的女性,同化了凱達格蘭族,連同他們的血統代表性都要據為己有,這樣,就可以號稱代表了台灣,擁有台灣。明明是一個外來移民者,卻號稱代表這個土地的原來主人;不僅霸占了土地,還要霸占他者的民族代表性,這未免太過份、太不厚道了吧!

即使是美國人,已經獨立了的國家,那些歐洲來的移民後裔,也不敢聲稱他們是新興民族,他們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統,所以他們是美洲原來的主人,可以代表美洲的原住民族吧。

寫作這一篇故事,是為了向這片土地上,台灣原來的主人致意。雖然他們已經永遠消失了,但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我們,還是要存著深深的感念之心。

3

在日據時期台灣的文化運動時,我曾看見了台灣的反抗運動,不是孤立的,而是與一九二○年代全世界左翼運動風潮同步,包括文化啟蒙、無政府主義運動、農民運動、共產主義運動等;但當時我最感到好奇的是,會員高達兩萬多人的〈台灣農民組合〉甚至和日本的勞動農民黨、農民組合串連,互相支援,共同反抗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壓迫。但這些活生生的反抗,卻很少在台灣史研究範疇之內。某些人更熱衷於日本殖民統治對「台灣現代化的貢獻」,或者「日本如何在台灣辦了第一場博覽會」,「建了嘉南大圳」之類的。

是直到二○○四年認識日據時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的公子──簡明仁先生,通過簡吉,我才了解農民運動的完整歷史。

簡吉,日據時期的農民組合創建者,組織起全台灣二萬四千農民,齊力反抗日本殖民統治;在日本軍國主義興起而鎮壓社會運動後,他組織〈赤色救援會〉,協助坐牢的政治犯家屬,繼續抵抗,直到他也被捕入獄。光復之後,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,維持政權輪替之時的台灣社會秩序,後來參與二二八事件,在嘉義組織「台灣自治聯軍」;二二八之後「潛行」於北台灣建立地下組織,反抗國民政府的統治。最後在恐怖時期被槍決。這整個貫穿台灣反抗史的過程,他全程參與。這大約是台灣人之中絕無僅有的一個。

然而,歷史總是冷酷中有溫暖,殺伐中有人情,毀滅中有希望。即使是反抗者,也充滿傳奇的故事。

日據時代農民運動的三大美人──簡娥,她的父親是西來庵事件的受害者,但她的同父異母哥哥卻拯救了當時被殺的日本派出所所長的兒子,那個兒子,就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於台南,示眾數日而不得收屍的湯德章。湯德章的媽媽是原住民,所以姓湯。簡娥與湯德章的命運交響曲,彷彿是台灣與日本命運交織的寫照。那情感的糾葛,國仇家恨的交織,個人認同的徬徨,為理想犧牲之壯烈,其複雜的程度,是任何編劇本的人都難以想像的吧。

每每念及於此,很難不掩卷嘆息。(上)


當然,最複雜的是二二八。有關二二八的討論,已被簡化為外來政權的壓迫、族群的衝突、軍隊的鎮壓、清鄉的殘殺……。相關的真相已經很難冷靜討論。更麻煩的是它被去除了歷史的脈絡。

例如:台灣光復當時的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?當中華民國政府還未來臨前,誰來維持社會秩序?在政權輪替之際的無政府狀態下,台灣人從日本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,如何開始一個新的生活?被殖民五十年的台灣人懂得自主自治嗎?那時的台灣人有沒有對未來的夢想?

 

如果不了解當時台灣社會,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灣會迅速從光復初期的充滿理想希望,迅速轉變為幻滅失望的歷程。本書中,我試圖從一九四五年《台灣新報》的新聞報導,來重建一個真實而貼近的生活的面貌。

然而,即使是隔了那麼久的「舊聞」,當我看到日本被原子彈大轟炸的新聞時,那報導裡對原子彈的全然無知,日本軍方那種強自鎮定的分析的口氣,都讓人感到深深的悲憫。世間之戰爭死亡,莫過於原子彈,而燃燒灼殺之殘忍,亦莫過於原子彈。可死者卻大多是日本百姓。那發動戰爭的日本天皇,可曾有一絲悲憫之心?一九四五年的台灣,有戰爭,有混亂,有歡欣,有悲傷,在政權轉換之際,那人間的容顏真是最難得一見的人性真實。那一年確是值得「深深凝視」的一年。

然而,隨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是讓台灣從歡欣走向沉默悲情的轉捩點。有關二二八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,但我後來發現真正採訪到當事人的報導非常少,反而各種以訛傳訛的誇大描述特別多。

因此,我曾做過紀錄片《還原二二八》,以當事人的口述訪問為主,重現當年場景。最難得的是訪問到一個不可能的人:二二八事件的主角──林江邁的女兒──林明珠。受訪時她已七十多歲,回憶起和母親在南京西路一帶賣香菸的童年往事,以及二月二十七日,事件爆發之際,她所見的一切,依然歷歷在目。這給了我們一個真實的現場二二八,那才是當時最真實的記憶。

最不可思議的是,本該懷著被迫害的痛苦度過餘生的林江邁,竟把她的女兒嫁給了陳誠的警衛隊長,並且得到家族的祝福。這一對夫妻走過幾十年歲月,患難與共,相扶相持,恩愛不渝,這大約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內幕吧。

在這本書中,我試著從報導文學的角度,來刻劃林江邁和她女兒的生命故事。

這個故事特別的重要,原因在於如果林江邁都可以拋棄恩怨,選擇自己的人生,為什麼後代的人還要懷抱著仇恨走下去呢?

當然,要解除二二八的魔咒,最重要的仍在除去歷史的斷層,還原歷史真相。

它有三個功課:第一,要從台灣光復初期的社會結構、經濟狀況、政治光譜等來分析,了解光復初期兩岸社會發展階段的差距。才能看清二二八的結構性根源。第二,要了解日據時代社會運動的脈絡,才能明白一九四五年光復後的台灣社會,也才明白是誰在二二八之時起了領導的作用。第三,二二八之後,台灣社會如何演變,如此大的全面衝突事件,竟可以因為軍隊鎮壓而徹底消失嗎?台灣人這麼容易臣服而不反抗?

如此一追溯,我們就會看見二二八鎮壓後,伴隨著大陸社會主義革命而開展的地下反抗運動,是如何連結到一九五○年代白色恐怖清鄉,並影響後來的土地改革。現在,這個脈絡大體被淡化甚至去除了,只剩下「外來政權壓迫」這樣的政治口號。但簡化的口號對我們理解真正的歷史是毫無幫助的。

失去真實的歷史,只剩下政治口號的對抗,這樣的歷史,怎麼讓我們向孩子交代?難道,我們還要孩子帶著這種被欺騙的歷史,被扭曲的心靈,去走向一個仇恨的未來?

重新整理這些台灣史的時候,我總是想起小時候,祖母形容一個父親的朋友說:他做人有情有義,總是靜靜的來看望,時間久了,才知是「有深緣」的人。

「有深緣」是一個微妙的台灣話。我已經很久未曾聽到了。它形容一個人珍惜人情義理,交朋友久了,互相了解,才會有較深的緣分,這叫「深緣」。

我所感受的台灣人台灣史,是有溫度的,是父祖的生命與記憶。如此貼近,如此溫暖,但它需要一點時間去了解,去疼惜。它不是冰冷的劍,是溫暖的茶;是「深緣」。

但願我寫的台灣歷史,可以讓我們自我凝視,在凝視的沉靜中,帶給我們對彼此的「深緣」。(下)

(本文為作者新書《島嶼的另一種凝視》自序,天下文化出版)


2015年11月10日 04:10中國時報
楊渡

http://www.chinatimes.com/newspapers/20151110000843-260115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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